第14章 当音乐停止时，硅谷面临一场洗牌
Venture capital had been the best form of finance for innovative young firms. But it could not prevent reckless late stage investors from playing poker with unicorns.
风险投资已确立为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最佳融资形式，但它无法阻止鲁莽的后期投资人在独角兽牌局中肆意妄为。
血液诊疗和泽尼菲特陷入泥潭
2014年夏天，《财富》宣告了一位科技新星的到来：一个30岁的大学辍学生，白手起家成为亿万富翁，一个能改善人类命运且极富远见的人；更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她是一位女士。她的脸庞出现在了当期杂志封面上：黑色睫毛围绕着深蓝色的眼睛，黑色高领毛衣让人联想到史蒂夫·乔布斯，她有着金色的头发，嘴唇上涂着明亮的口红。随附的文章介绍了她创立的一家独角兽初创企业，这家公司将通过一种新的血液检测技术彻底改变医疗保健行业。《时代周刊》很快就将这位年轻的创始人列为世界上最具影响力的人之一，哈佛医学院也邀请她加入地位崇高的特设委员会，甚至连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都任命她为创业大使。
仅仅一年多之后，也就是2015年10月，这个故事变得黑暗了起来。最初是《华尔街日报》的一项调查，揭示了这家名为“血液诊疗”（Theranos）的独角兽公司存在欺诈行为。调查称该公司声称的具有革命性的验血机是一个骗局，它所承诺的便宜且准确的检验方法只会误导患者。随着更多的调查结果披露出来，血液诊疗陷入诉讼的泥潭，公司价值从90亿美元跌至零。公司的创始人伊丽莎白·霍尔姆斯（Elizabeth Holmes）也在等待法庭审判，这位曾与乔布斯相提并论的创业偶像正面临着牢狱之灾。
血液诊疗和霍尔姆斯的垮台不可避免地被看作对硅谷发起控诉的重要依据，硅谷因此被视为“邪教之地”，而霍尔姆斯本人作为“邪教”中最具代表性的“女祭司”也已经名誉扫地。霍尔姆斯一开始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那里是硅谷的大本营。在学校里，她说服了工程学院的院长为其背书，还从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招募了一批资深政治家担任血液诊疗的董事，为她徒有虚表的公司增添了权威的光环。凭借谷歌和Facebook的先例，她将有利于创始人的策略运用到了极致：她所持有的血液诊疗股票每股有100个投票权，进而规避了董事会对她行为的所有监督检查。霍尔姆斯的这种不诚实甚至反映了硅谷的文化。从GO的惨败开始，甚至更早，创业者们已经开始粉饰其技术创新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做法是“一直制造假象，直到真正成功”。霍尔姆斯显然相信，在未来的某天，她的验血设备一定能取得她宣称的一切成果。与其说她在撒谎，不如说她说的是“未实现的事实”，而这也是硅谷的一贯说辞。
过去，人们认为，硅谷之于科技创新的作用类似佛罗伦萨之于文艺复兴，而霍尔姆斯从神坛跌落引发了人们对这座“新佛罗伦萨”的广泛批评。如今，富豪们已经不再对那些创造了搜索引擎和苹果手机的科技极客怀有偏见和不满，然而，正因为硅谷蓬勃发展的势头太猛了，突破边界的行为势必会引起反噬。这个地区充满了不合常理的年轻人，同时他们又幸运地获得了不合常理的财富。但这些年轻人并不关心那些可能会被他们伤害的民众，比如隐私可能会受到侵犯的人，毕竟现在数字信息成了新的石油资源，隐私可以被拿来获取利益，再比如工作可能会被信息化技术和人工智能所取代的人，又或者希望依靠血液诊疗技术检验疾病的人。这座“新佛罗伦萨”与其说是启蒙中心，不如说是一个险恶的阴谋集团，一小群精英自以为是地塑造着社会，他们利用技术迅速创造或毁灭自己对社会的愿景，最终这种做法会让普通大众受到伤害。无论这桩丑闻的最终结局如何，血液诊疗的垮台都不可避免地会让硅谷的创业者们不寒而栗。一方面，它展示了这个国家对于科技创业的热情可以迅速转变；另一方面，它传递了关于风险投资行业微妙而双面的信息，它既是一次辩护，也是一个警告。
血液诊疗事件之所以是对风险投资行业的辩护，是因为霍尔姆斯筹集的资金几乎没有来自沙丘路的投资人的。她曾与一个名为“医疗创投”（Med Venture）的风险投资公司洽谈合作，这家公司专注于医疗设备行业，然而那次谈话以霍尔姆斯的突然离席告终，因为她无法回答投资人的问题。霍尔姆斯也接触了蒂姆·德雷珀，这位投资人曾试图投资雅虎但没有成功。由于家族上的联系，德雷珀投了天使轮，但数额有限。霍尔姆斯厌倦了持怀疑态度的专业投资人们，于是决定从硅谷以外的亿万富翁那里筹集资金，她成功了：因沃尔玛而名声大噪的沃尔顿家族投资了1.5亿美元，传媒大亨鲁伯特·默多克投资了1.21亿美元，零售业的德沃斯家族和传媒业的考克斯家族各投了1亿美元；墨西哥的卡洛斯·斯利姆（Carlos Slim）、希腊裔的美籍富商安德烈亚斯·德拉科普洛斯（Andreas Dracopoulos）和南非的奥本海默家族合计投资了8 500万美元。这些投资人中没有一个对霍尔姆斯的设备的效果进行交叉检验，或者要求其提供能证明验血设备有效的证据。令沙丘路感到欣慰的是，业余投资人失败了，而专业投资人置身事外。
但血液诊疗事件也发出了警告。尽管风险投资行业躲过一劫，但这一丑闻揭示了一些独角兽公司是怎样的肆无忌惮，能导致数十亿美元的账面财富瞬间蒸发。经验丰富的风险投资人会希望避免类似的灾难，但他们并没有非常靠谱的方法。2014年，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领投了两轮对于在线保险初创企业泽尼菲特（Zenefits）的投资，这家公司曾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最大投资仓位之一，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也推动了该公司的成长。之后，公司创始人听到了来自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董事会成员的咆哮：“别再管你们手头的破事儿了，你们必须开始专注于做大做强！”随后公司通过一切可能的方式扩张，在短短一年之后泽尼菲特的估值就达到了45亿美元。但到2016年，公司偏离了正常发展轨道，收入远低于目标，且被报道违反了至少7个州的保险法。在尴尬与丑闻中，公司估值被腰斩，从45亿美元锐减至20亿美元。
泽尼菲特的故事对风险投资而言确实有一个可取之处。作为一家真正的风险投资机构，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在泽尼菲特的法律问题浮出水面时，就迅速赶走了其创始人。随后，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任命了一位新的首席执行官，公司的标语也从“准备，瞄准，射击”（ready，aim，fire）变成了“诚信经营”（operate with integrity）。但是，受以上案例启发，我们很容易想象出一种混合型的投资模式，即由亲力亲为的风险投资人与采取被动策略的出资人共同投资。被动的出资人可能是血液诊疗案例中的那种业余的局外人，也可能是尊重创始人的专业人士。但无论如何，都可能会出现亲力亲为的风险投资公司发现其所投资的公司偏离了正常的轨道，却发现被动投资人不愿意解决这个问题的情况。早期阶段的投资人可能是明智的，但后期的结果可能会一团糟，因为后期的投资人可能会对所投资的公司过于放任自流，无法尽职尽责地进行监督。果不其然，在泽尼菲特爆发丑闻后的下一年，这种危险就被证实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预测了。
WeWork在资本哄抬中恶性膨胀
在血液诊疗和泽尼菲特陷入泥潭的时候，基准资本的布鲁斯·邓利维正全神贯注于一家名为WeWork的独角兽公司。基准资本在2012年首次投资WeWork，主要是因为它魅力四射的联合创始人亚当·诺伊曼（Adam Neumann），一个身高180厘米左右、头发像人猿泰山的以色列前海军军官。WeWork的业务看起来平平无奇，主要是出租短期工作场所，并提供水果、水、免费咖啡等福利，偶尔也会举办冰激凌派对。但是诺伊曼有办法升华他的商业愿景，他声称WeWork要出售的是一种“未来的工作环境”，或是“资本主义的集体农场”，抑或是“实体社交网络”。在基准资本进行投资的时候，诺伊曼富有创意的营销策略让他的玻璃隔间里挤满了客户，但是他夸大其词的雄心壮志在相信指数法则的投资人看来无异于天方夜谭。
在与基准资本的一次谈判中，诺伊曼曾一度要求基准资本提供高得离谱的估值。“你现在只拥有3栋建筑。”邓利维拒绝道。“你说什么？”诺伊曼反击道，“我有几百栋建筑，只是它们还没有被建造出来而已。”
基准资本的合伙人喜欢诺伊曼这个尚未实现的“事实”，并且他们对他的“赌注”很快被证实是正确的。他们在2012年的时候投资了1 700万美元，那时WeWork的估值还不到1亿美元，仅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WeWork的估值就突破了4.4亿美元。接下来的三轮融资在2015年的夏天达到巅峰，把WeWork变成了一家独角兽公司，然后又使之成为一家估值达到100亿美元的“十角兽”公司。诺伊曼打造的砖墙裸露的“城市庙宇”似乎契合了时代精神中的某种强大的力量，那就是新一代“打工人”的审美，即充满创业灵感、时尚、创意和变化。到2016年血液诊疗和泽尼菲特崩盘的时候，基准资本所持有的WeWork股权已经为其创造了数亿美元的账面利润。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一些重要的东西一直发生着改变。在基准资本领投WeWork的A轮融资之后，一家名为DAG创投（DAG Ventures）的风险投资公司领投了WeWork的B轮融资，WeWork又在接下来的三轮融资中引入了一些共同基金和投资银行的资金。但这些银行家与风险投资公司的关系尤为紧张，因为他们的目标不仅仅是进行价值投资，还要建立有利可图的关系。摩根大通的老板杰米·戴蒙（Jamie Dimon）把他们的科技投资人比作海豹突击队，认为其工作就是与科技创业者建立联系，抢占金融的滩头阵地。一旦合作关系建立，摩根大通就会派出大部队去提供银行开户、财富管理和上市辅导等服务。承销IPO将是最终奖励，因为投资银行会从中赚得巨额佣金。
摩根大通与WeWork的关系揭示了戴蒙的策略。2013年底，摩根大通参与了WeWork的融资，随后在2015年给予了这家初创企业6.5亿美元的授信额度，并于2016年为诺伊曼提供了1 160万的个人贷款用于购买纽约市附近一处240多平方米的房产。2017年，它又借给诺伊曼2 100万美元用于购买一栋曼哈顿的房产，并且组建了一个贷款财团，为WeWork在曼哈顿收购罗德与泰勒百货旗舰店提供资金。由于这些巨额贷款，摩根大通毫无疑问地成为WeWork进行IPO时的首席承销商。培养这种关系成为摩根大通的首要考虑，当诺伊曼抱怨他个人银行账户的某个问题时，摩根大通会派出一位职位不低于副董事长级别的人物出面保证这件事情会得到顺利解决。
风险投资人与银行家的紧张关系在2014年10月开始显现。在批准融资的董事会电话会议上，WeWork的现有投资人被告知，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诺伊曼持有的每股股票将获得10票的投票权，这让诺伊曼能够完全压倒本应该监督他的投资人。作为一个负责任的风险投资人，布鲁斯·邓利维投出反对票，他认为如果创始人偏离正轨，基准资本应该拥有足够的投票权进行强制改变，正如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对泽尼菲特所做的那样。然而，由于WeWork需要资金，此时邓利维也并不想冻结融资。权衡了这些考虑之后，邓利维礼貌地表达了反对意见，他认为超级投票权不仅对于投资人来说是个错误，对于诺伊曼自己也是如此。“绝对权力会导致绝对腐败。”他这样提醒他的董事会同事们。
电话会议里没有人支持邓利维的疑虑。银行、对冲基金和私募投资人热衷于从热门的初创企业那里获取高额回报，这让创始人有权利要求他们想要的东西。对于像WeWork这样充满活力的初创企业来说，创始人获得超级投票权是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且，像摩根大通那样的银行把对被投公司的治理视为次要问题，他们很愿意给予创始人超级投票权，因为他们只想与创始人建立特殊关系。不到10分钟，董事会便驳回了邓利维的疑虑，诺伊曼被授予了对公司的绝对权力。
正如邓利维所担心的那样，腐败问题很快出现了。在公司治理结构变革的前一年，也就是2013年，诺伊曼个人计划购买芝加哥一栋建筑5%的股权，当时这栋建筑正在与WeWork商谈租约。这是一个典型的自我交易案例：通过购买建筑的股权，诺伊曼可以让自己从公司的租金中获利。WeWork的董事会发挥了监督者的职责，阻止了这项交易，但在诺伊曼获得超级投票权之后，他重新推动了这个芝加哥计划，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了。他从WeWork租赁的5栋建筑物的租金中积累了一笔个人财富，有时候他通过出售自己在WeWork的一小部分股权来支付建筑物的股权费用。在每笔交易中，诺伊曼都有效地将他的个人财富与公司利润脱钩，而将其与公司的租赁成本挂钩，这让诺伊曼的利益与股东利益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
不足为奇的是，公司治理上的混乱令WeWork的财务状况也随之恶化。在基准资本最初进行投资的时候，这家初创企业有着一个切实可行的商业模式，它用廉价的长期租约来租赁建筑，并加价短租出去。依靠这种方式，WeWork在2012年便实现了盈利，但为了向银行和共同基金证明公司被高估的价值是合理的，WeWork不得不以极快的速度增长。为了做到这一点，它降低了向租户收取的租金，结果与老虎环球基金所看重的增量利润恰恰相反，WeWork的收入每增加100万美元，其亏损就会增加超过100万美元。2015年，该公司的销售额翻了一倍多，但与此同时，它的亏损增加了两倍。
为了保住投资人对他的信任，诺伊曼创造出大量硅谷式的陈词滥调。他声称，WeWork是办公室租赁领域的“先行者”，它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平台”。它拥有“蓬勃发展的生态系统”和“数字化增强型服务”，同时具备“可扩展性”，它也将从“网络效益”中获益。对于不倾向于做批判性思考的观察者来说，这听起来或许很有说服力，毕竟，硅谷的大型企业，比如谷歌和Facebook，在担心利润之前就已经把自己扩大到了惊人的规模。然而事实是，办公空间租赁公司运用不到数字化的技术，所谓的网络效应也很弱，(62)就算在纽约公园大道新增了WeWork的租户，这也并不会改善附近第五大道的WeWork租户的体验。
2016年初，基准资本遇到了一个难题。起初，它在魅力四射的创始人亚当·诺伊曼身上下了一笔合理的创业“赌注”，这位创始人也让公司实现了盈利：WeWork的估值飙升了100倍，从1亿美元飙升至100亿美元。但由于后期投资人的粗心大意，公司正在亏损，利益冲突也不断累积，唯一的安慰就是一堆虚假的科技承诺。WeWork过高的估值将会使其真实的价值坍塌，不仅基准资本看到了这个风险，2014年投资WeWork的基金管理公司普信集团也看到了。“我们发现估值不断推高，但公司治理情况却在逐渐恶化。”普信集团的一位高管回忆说，这意味着，普信集团的2 100万美元账面利润可能会蒸发。
大约10年前，面临这种风险的投资人会有明显的补救措施。如果被高估的公司是上市公司，投资人只要卖掉股票就可以规避风险，而如果被高估的公司是私有公司，投资人就会利用其投票权强制改变公司业务，使其能够支撑起估值。但现在，由于充足的资本增长让独角兽公司可以继续保持私有，这两种补救措施都无济于事。WeWork不是一家上市公司，所以它的股权很难出售，而WeWork的创始人被授予了超级投票权，这让其他股东很难要求其进行改变。2015年底，诺伊曼有一次竟然向潜在投资人喷洒灭火器中的白色泡沫，来展现他对投资人的“尊重”。而就像被踢后仍然摇尾乞怜的小狗一样，投资人在下一年继续向WeWork注入资金，将其估值推高至160亿美元。
孙正义挥斥近千亿资本“捕猎”独角兽
面对WeWork所谓的估值与其创始人的鲁莽行为所带来的日益扩大的深坑，基准资本无奈地试图改变诺伊曼的态度。2017年，5位合伙人组成的代表团飞往曼哈顿拜访其在当地投资的公司。在与诺伊曼团队的会议上，代表团对公司的亏损和创始人销售个人股票的行为表示强烈不满，但合伙人们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话语权。在当时的金融泡沫环境下，诺伊曼能够灵活地从别人那里融到资金，所以他没有义务听取那些要求他严于律己的风险投资人的话。诺伊曼并不准备向基准资本卑躬屈膝，而是要去拥抱最终的出资人。
这位出资人正是孙正义，他现在正忙于第二次闯进美国的科技股牛市。2016年，孙正义利用一次鼓舞人心的推介会，从沙特阿拉伯和阿布扎比那里募集了600亿美元。次年，他发起了所谓的愿景基金（Vision Fund），并开始“捕猎”独角兽公司。孙正义的资金最终达到986亿美元，这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风险投资基金所拥有的资金的30多倍。孙正义认为，庞大的资金规模将给他带来优势。早在20世纪90年代，能开出1亿美元支票的能力使他大大推动了雅虎的发展，而现在，他必须开出更大的支票，才能令对手们震惊和敬畏，但是巨额支票背后所蕴含的投资原理并没有改变。此外，只要牛市持续下去，孙正义通过加快完成资本布局，会比风险投资老兵们赚到更多的钱。他可以不问理由地向独角兽公司挥斥资本。又是原来的剧本，只是现在他的“胳膊”比以前更加粗壮。
孙正义的巨额基金震惊了整个风险投资行业。在红杉资本，迈克尔·莫里茨自2012年卸任以来第二次干预公司的战略。他早些时候坚持要求红杉资本不放弃对冲基金的业务，现在他敦促合伙人筹集一只超大型的成长型基金。他认为，红杉资本必须武装起来，以对抗自己在雅虎经历过的、来自软银的强势欺凌。凭借近千亿美元的资产，孙正义将扭曲科技投资市场，把一些公司的价值推高到可能会崩溃的地步，这将摧毁其他被迫与他的资本竞争的风险投资公司。红杉资本不得不改变其行动计划，因为孙正义以暴力违反了规则。“正如拳王迈克尔·泰森曾经说过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但）直到拳头打到他们脸上（他们才发现为时已晚）。’”莫里茨写道，“是时候去咬耳朵了。”
在莫里茨的推动下，红杉资本筹集了一只80亿美元规模的成长型基金，这成了其应对孙正义巨额基金的重要方式。如果它投了A轮的公司发展到需要大量资金的地步，红杉资本可以自己开出支票，而不是让它落入软银的怀抱。但其他传统风险投资公司无法做出与莫里茨相同的举动，他们避开了成长型投资业务，忠实地坚持自己的小作坊式业务，他们没有能力向有限合伙人索要数十亿美元的资金。作为风险投资“小而美”风格的最杰出践行者，基准资本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的投资风格也即将经受检验。
2017年，在曼哈顿，孙正义在诺伊曼所拥有的一栋建筑中拜访了他。孙正义迟到了一个半小时，他看了一眼手表，告诉诺伊曼自己最多可以陪他12分钟。两人短暂地参观了WeWork的办公场所，诺伊曼很热情地炫耀自己所谓的研发中心。该中心配备了连接到灯和门的触摸屏，可以远程控制它们的开关，还有一张可在用户轻扫ID时自动调整到合适高度的智能办公桌。很难说这些小工具到底有多少实用性，但是孙正义被打动了，并在12分钟后邀请诺伊曼和他一起上车。
两人坐到了一辆豪华轿车的后座，孙正义开始快速点击他的平板电脑，不一会儿，他将一份“软银将向WeWork投资44亿美元”的提案递给了诺依曼。这是一个惊人的数额，比基准资本在其整个22年的历史中筹集的资金总和还要多。
诺伊曼在孙正义的红色签名旁边，用蓝色墨水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半小时后，孙正义给他发了一张投资意向书的照片，根据刚才那段时长为28分钟的互动，软银对WeWork的估值为200亿美元。与金融领域的许多创新一样，尤里·米尔纳的成长型投资公式被拉到了危险的极端。然而，如果孙正义对WeWork的直觉是正确的，那么他就会重复自己在雅虎的壮举，而这一次的规模是上次的好几倍。
对于早期投资人而言，孙正义的投资结束了他们与WeWork创始人的争端，因为现在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不可能控制它的创始人了，孙正义的资本明确指引了诺伊曼在狂妄自大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孙正义没有告诫诺伊曼‘我需要你成为这些钱最谨慎的管家’，”WeWork的一位高管回忆道，“这就等于说‘我需要你的扩张变得更疯狂、更快、更大’。”于是，诺伊曼开始了疯狂的全球性扩张。他成为纽约最大的租赁商，还挥霍6 300万美元买了一架飞机，并声称要建设众居公寓楼、众培学校、众银银行、众航航海公司和众眠航空公司。不过，尽管孙正义消除了惩罚诺伊曼的可能性，但同时他也为其他股东的逃离打开了一扇窗，让他们有机会出售WeWork的股权。在2017年和随后的一轮融资中，孙正义很高兴地买断了早期投资人的部分持股，从而使非流动的股权具有了流动性。普信集团抓住了这个机会，一位高管回忆道：“我们能卖多少就卖了多少。”基准资本也减持了大约20%的WeWork股权，据基准资本内部人士称，收益锁定在其原始投资的15倍回报。
这只是一次部分退出，基准资本仍保留了80%的WeWork股权，但获得了很划算的保险：多亏孙正义让他们所持的股权流动起来，基准资本才知道它至少会以良好的回报倍数脱身。但所有观望的风险投资人面临的问题是，这种脱身是否能成为常态。如果他们支持一家有前途的A轮公司，高兴地见到它蓬勃发展，然后眼睁睁地看着它的良好治理被后期投资人摧毁，他们该怎么办？他们能设法在清算之前套现吗？
基准资本领投优步的A轮融资
2011年2月，也就是投资WeWork的前一年，基准资本领投了网约车服务初创企业优步的A轮融资。与血液诊疗不同的是，优步的“魔力”是真实的：按一下按钮，一辆汽车就来了，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花招。与WeWork不同的是，优步正好是基准资本最喜爱的类型：它是一家西海岸初创企业，由一位身经百战的创业者创立，其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是技术。不同于WeWork大放烟幕弹——自称是具有“网络效应”的“平台”，优步的平台属性和创造的网络效应是货真价实的。随着优步的发展，将会有更多的司机为其提供服务，还会让大众享受到更短的打车等待时间以及在多个城市打车的便利性。
基准资本投资优步的主要推动者是比尔·格利，他在1998年，也就是基准资本成立三年后加入该公司。他很快就适应了基准资本的文化，这是因为在聘用他时，当时的基准资本成员会刻意挑选与他们相似的人。最初的基准资本成员身高都超过182厘米，而格利身高约206厘米，像门框一样高高矗立；最初的基准资本成员喜欢篮球，自比芝加哥公牛队，而格利获得过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一区学校的篮球奖学金；最初的基准资本成员无论是在智力和体力上都很出色，在请格利进门面试之前，他们对他进行了一番讨论，并从他身上看到了同样的品质。一个人评论道：“他乐于分享见解。”“而且好奇心旺盛。”另一个人附和道。“我们可以和他一起去看篮球赛。”第三个人提议道。一段时间后，基准资本的一位合伙人带格利去打猎，格利在陡峭的斜坡上追赶一头野猪，“他充满了野性。”合伙人感叹说，另一个人也由衷地说道：“我喜欢这种特质。”
格利对优步的投资是明智的，也可以称得上是A轮投资的典范。在加入基准资本之前，斯坦福大学教授布莱恩·阿瑟（Brian Arthur）关于网络型商业模式的著作令格利印象深刻。阿瑟认为，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司扭转了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规律：他们面临的不是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边际收益递增。在大多数行业，生产者增加某种商品的供给会导致价格下跌，数量更丰富就意味着价格更便宜。相反，在网络型商业模式中，随着网络服务的扩展，消费者体验将得到改善，因此生产商可以为其产品收取额外费用。此外，由于网络效应下规模经济的建立，生产成本下降，消费者的体验将同样得到改善。正如基准资本在投资eBay时所发现的那样，投资网络型商业模式公司的回报可能是巨大的。
与基准资本签约后，格利将eBay的概念从产品扩展到服务。他的第一个成功投资是一家名为Opentable（开桌）的初创企业，该公司致力于将食客与餐厅联系起来。与eBay一样，Opentable改善了买家和卖家之间的匹配机制，它允许食客按价格、位置和食物类型浏览餐厅，极大地改善了预订体验。让格利感到兴奋的是，通过Opentable的案例，网络效应被证明与理论预测的一样强大。随着越来越多的餐厅签约，更多的食客访问该网站，这反过来又吸引了更多的餐厅签约。一天，在审视Opentable的发展进度时，格利注意到一个异常现象，一位销售代表正在大量签约新的餐饮场所。原来，这个代表的业务范围覆盖到了圣弗朗西斯科，而Opentable已经在那里建立起强大的网络。“哦，天哪，这确实行得通！”格利回忆道。
在Opentable获得成功后，格利开始寻找在其他领域也能做到同样事情的企业。“我们开始在内部讨论这个问题，”他回忆道，“如果用户可以获取完美的、无所不包的信息，还有哪些行业会因此发生转变？”通过使用Opentable，用户可以搜索下星期一晚上7点圣弗朗西斯科南部的哪家亚洲美食店有座位，并指定价格范围。这是一种全新的、高效的体验，要是在以前，你可能需要花一个小时打电话才能获得这些信息来做决定。当格利和他的合伙人考虑其他可以推广类似软件的行业时，他们选择了出租车和“黑车服务”。目前，乘客与司机的匹配非常低效，他们不禁思考，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匹配更高效？格利想起了一段经历，他在西雅图一座摩天大楼里参加了一次董事会会议，会议结束后，他找不到自己预订的车了。他回忆道：“我在街区里跑来跑去，没能按时赶到机场，当然，这可能是因为西雅图的街区有点绕。”沿着这一思路，格利设想了一家新的创业公司，一个用于叫车服务的Opentable，他的下一步是寻找能够将概念变为现实的创业者，最终，他以同样的努力完成了这一任务。他听说弗吉尼亚州有一家名为“出租车魔术”（Taxi Magic）的初创企业，于是多次跨越整个美国去讨论这笔潜在的投资。但是，他仔细考虑过这种商业模式并清楚地知道应该如何去实现它，而这种实现方法与出租车魔术的做法不同。出租车魔术的创始人推出了一款应用程序，允许乘客叫一辆出租车并通过手机付款，但在格利看来，这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出租车费是受管制的。为了使网络效应发挥作用，新进入网络的服务商需要使价格降低，并使规模扩大。这家东海岸的公司与受监管的出租车业务密切相关，并对影响网络效应的因素视而不见，它其实违背了格利最初考虑交通行业的原因。几个月后，格利放弃了投资出租车魔术。
2009年，格利听说优步正在寻找天使投资人。令他高兴的是，优步的策略是聚焦于不受监管的黑车。“我们必须立即与这些人会面。”格利回忆道，但他再次表现出能够控制自己兴奋的自律。当他遇到优步的创始人加勒特·坎普（Garrett Camp）和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时，他的印象并不算好，因为他得知两人都不会全职投入优步的经营。他们聘请了一位名叫瑞安·格雷夫斯（Ryan Graves）的年轻首席执行官，而格雷夫斯在发展初创公司方面不够成熟。无论格利多么渴望看到将网络效应应用于交通行业的具体实践，他还是放弃了投资，因为他不会在二流的企业上冒险。
然而，仅仅在一年多之后，优步就重新出现在了格利的视野中。这一次，公司正在寻找A轮投资人，并且情况发生了变化：年轻的瑞安·格雷夫斯转任一个较低的职位，特拉维斯·卡兰尼克成了全职首席执行官，这让优步焕然一新。卡兰尼克之前曾创办过两家初创企业，他有一种非常好斗且不拘一格的性格，可以跨跃最艰巨的障碍。如果有人有胆量改变城市交通系统，直面大城市的监管机构和现有的豪华轿车车队，那个人一定是卡兰尼克。
格利感到自己与卡兰尼克产生了良好的化学反应。一方面，这位创始人并没有自满到不能拿他开玩笑的地步。在卡兰尼克准备在基准资本的办公室进行宣讲的那天，一位合伙人打开了优步的应用程序，看到一辆黑车在红杉资本总部的附近等候。在优步的发展早期，黑车稀缺，合伙人猜测就是这辆车把卡兰尼克带到了红杉资本，而且卡兰尼克应该打算乘同一辆车从红杉资本来基准资本。这位合伙人觉得这是个恶作剧的好时机，而且他想向卡兰尼克展示自己很了解优步，就用自己的智能手机叫了一辆车，很快屏幕上显示出一个黑色的小图标，正从红杉资本停车场驶出。果然，卡兰尼克只能步行到达基准资本的办公室，他迟到了，而且满身大汗。那天晚上，基准资本送了他一份礼物：一双跑鞋。
在商谈投资期间的一个星期日深夜，卡兰尼克打电话给格利，要求在圣弗朗西斯科的一家酒吧与他见面。尽管酒吧距离格利在伍德塞德市的家有约48千米的车程，但这个电话正是格利梦寐以求的。在家人熟睡时，格利驱车北上，与卡兰尼克聊到凌晨。终于，他触碰到了一直在追逐的“星星”，他找到了一家能够抓住他想象中的机会的初创企业，一家能够以正确的方式和拥有合适的首席执行官来做这件事的公司。
第二天，基准资本向卡兰尼克提交了一份投资意向书。经过一番折腾，基准资本领投了优步的A轮融资，以1 200万美元的价格获得了其20%的股权。格利在网约车领域找到了他的Opentable。他对这家初创企业的愿景是，它可能会与Opentable相媲美，并在适当的时候以大约20亿美元的估值上市。
后期投资人在独角兽牌局中肆意妄为
在故事的这个阶段，优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与伊丽莎白·霍尔姆斯不同，卡兰尼克是一位久经考验的成年人，并且格利给一位投资过卡兰尼克以前创立的公司的朋友打了个电话，仔细询问过他的情况。与基准资本不顾对真实情况的怀疑而押注了WeWork不同，格利对优步的市场和商业模式有着深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随着卡兰尼克使用基准资本的资本开始行动，他的表现超出了格利的预期，这位风险投资人看到卡兰尼克在纽约黑车市场的严密规则中奋力前行。卡兰尼克并没有触犯法律，但他无情地规避了法律监管，直到他设法说服市长让优步的车获得牌照。与此同时，格利很赞赏卡兰尼克实施的一个精妙但不受欢迎的想法：动态定价。优步不收取固定且可预测的费用，而是根据客户需求改变价格。当高峰时段订单数量飙升时，优步会提高用车价格来吸引更多司机，防止车辆短缺。批评者抱怨优步在敲竹杠，但卡兰尼克坚持了这一政策。
对于卡兰尼克的这一坚持，亚马逊的杰夫·贝佐斯在和格利谈话时对他赞不绝口：“特拉维斯是一位真正的企业家。”“你为什么这么说？”格利问道。“因为他没有屈服于大众对动态定价的批评。”贝佐斯回答。
到2011年底，卡兰尼克已准备好进行B轮融资。由于贝佐斯都称赞了他的坚韧，想投资他的人络绎不绝。贝佐斯本人承诺投资300万美元，高盛也承诺加入投资。当他四处寻找风险投资基金来领导这一轮融资时，卡兰尼克的首选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他特别尊重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合伙人杰夫·乔丹（Jeff Jordan），他是Opentable的前首席执行官，也是爱彼迎的董事。乔丹了解如何将旧产品和新的信息技术相结合，并且他曾担任Paypal的总裁，知道如何扩大初创企业的规模。如果优步可以同时拥有乔丹和格利作为投资人，那么它将拥有硅谷最好的风险投资建议。
在与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谈判时，卡兰尼克认为同时与其他的潜在投资人接洽也没有什么坏处。在其他潜在投资人中，投资意愿最坚定的人是门罗风险投资公司的新员工谢尔文·皮谢瓦尔（Shervin Pishevar），门罗是悠游网络的投资方之一。皮谢瓦尔与乔丹或格利不是一类人，他块头很大，有自我推销的天赋，三年前因为一篇奇特的文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人们称赞他“对创业精神的描绘漫无边际、反应滞后、半梦半醒但十分出色”。“Facebook内部的人必须充分知晓其崇高的使命和事业，并以此作为自己的驱动力。”皮谢瓦尔在一个段落中写道，“他们应该肩负起创新和延展扎克伯格的才能这一使命，使Facebook变得更优雅、更有价值、更个性化和更鼓舞人心。”爱听这种谄媚废话的巨头们会倾向于认为皮谢瓦尔是敏锐的甚至是睿智的，而卡兰尼克也享受他的奉承。但很快，马克·安德森表示，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已经准备好将优步的估值定在3亿美元左右，这是基准资本不到一年前估值的5倍。
卡兰尼克对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提出的估值感到满意，他打电话给皮谢瓦尔，说他不会拿门罗的钱了。“嘿，伙计，”皮谢瓦尔回忆起卡兰尼克的话，“我真的很想和你做这笔交易，但为了公司的利益，我必须和另一家公司合作。”
“我仍然记得那一刻，”皮谢瓦尔后来说，“我可以做出情绪化的反应，比如哀求说‘请不要这样’。”相反，皮谢瓦尔选择了不同的语气，他很有男子气概地对卡兰尼克说：“恭喜你！只管前进吧！如果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出现任何问题，你要记住我永远百分之一千地支持你。所以，在谈判中表现得强硬些吧，你有我这个后援。”
通过选择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卡兰尼克拿到了与硅谷其他成功故事相似的剧本。在从一位强大的投资人那里筹集到A轮融资后，他准备从同样强大的投资人那里筹集到B轮融资。如果他继续沿这条路走下去，后来损害WeWork的公司治理问题就不会困扰优步。
但随后历史转向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方向，安德森放弃了向卡兰尼克承诺的3亿美元估值。在与卡兰尼克共进晚餐时，这位风险投资人宣称，鉴于优步的客户数量和收入，目前的估值过高，他把报价削减了25%。卡兰尼克试图说服安德森给出个折中的价格，但安德森没有让步。几天后，卡兰尼克接受了降价，然后前往爱尔兰参加了一个科技会议。估值问题仍然困扰着他，他再次给安德森发了封电子邮件，要求一个更高的报价，希望估值介于目前的2.2亿美元和最初的3亿美元之间，但安德森拒绝改变立场。
卡兰尼克生气了，他给皮谢瓦尔打了电话。接到电话时，皮谢瓦尔正在阿尔及利亚参加一个会议。他看了一眼屏幕，令他恼火的是，他不知道这是谁的电话，来电显示功能在阿尔及利亚失效了。犹豫了片刻，皮谢瓦尔还是决定接电话。
“嘿，伙计。”一个熟悉的声音响起，皮谢瓦尔感到肾上腺素激增。“发生什么事儿啦？”他回应道。“呃，你对我说的话还算数吗？”卡兰尼克说道。皮谢瓦尔兴奋地回答：“当然！肯定算数！毫无疑问！”“你能来都柏林和我见一面吗？”卡兰尼克问。“我立刻搭下一班航班赶过去。”皮谢瓦尔保证道。皮谢瓦尔向北飞越欧洲，在爱尔兰首都找到了卡兰尼克。两人走在鹅卵石铺就的街道上，在一家酒吧停下来，点了几杯吉尼斯啤酒，随后，卡兰尼克开始充满魅力地描绘优步的无限潜力。“那个时候我才真正弄明白了，”皮谢瓦尔后来说，“他正在讲一桩数万亿美元的生意！”
回到酒店后，皮谢瓦尔给卡兰尼克发了一条短信，给优步估值2.9亿美元，这比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降价后的报价高出近30%。皮谢瓦尔焦急地等待着卡兰尼克的回应，他曾经和这个人关系很好，结果在上一次的磋商中却发现这个人已经和一个更有声望的风险投资公司达成了交易。
但这一次，卡兰尼克并没有同时与另一个风险投资公司谈。相反，他在与人讨论风险投资本身，他正在给一位老朋友打电话，描述他面临的困境。他和他的公司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选择：是接受一名鲜为人知的投资人的慷慨报价，还是接受一名著名投资人的吝啬出价。他应该选哪个，是门罗的谢尔文·皮谢瓦尔还是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的杰夫·乔丹？他最需要的是高估值带来的巨额资金还是高价值的帮助？
“你不再需要著名风险投资人的认可了，”这位朋友说，“你已经度过那个阶段了。”按照卡兰尼克朋友的看法，优步需要巨额资金才能在全国范围内推出其服务。“这是为了尽可能获得最便宜的资本，资本就是力量。你拥有的资本越多，你能做的事就越多。”他的朋友敦促他。
皮谢瓦尔在等待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焦虑，他再次给卡兰尼克发短信，将他的报价提高到2.95亿美元，这一次，卡兰尼克立即回复了他。2.9亿美元的报价就足够了，他很乐意接受。“就这么定了，赶紧签字吧。”卡兰尼克坚定地说道。皮谢瓦尔打印了一份投资意向书，并把它带到了卡兰尼克的酒店房间，两个人在那里签了字。尽职调查完成后，门罗以2.9亿美元的估值正式投资了2 500万美元，获得了优步8%的股份，贝佐斯、高盛和其他一些投资人也投入了1 200万美元。
独角兽的公司治理彻底崩溃
事后看来，皮谢瓦尔的投资预示着优步未来的一系列麻烦。卡兰尼克认为金钱就是力量，风险投资专家的指导是可有可无的。与此同时，尽管投入的资金规模很大，皮谢瓦尔还是成了一名无投票权的优步董事会观察员，而不是一名正式的董事。毕竟，他被选中并不是因为他有能力提供监督，所以观察员的身份似乎是合适的。事实上，皮谢瓦尔在优步的主要职责是担任“啦啦队长”。他把公司标志剃到头发上，安排说唱歌手杰斯（Jay-Z）投资，并举办了一个派对，邀请了一位后来成为卡兰尼克女朋友的音乐家参加。多亏了谷歌、Facebook和“年轻人的反叛”，对创始人展现友好态度几乎成了风险投资人的必备素质，但皮谢瓦尔将这种风格推向了极致，他充当了伙伴和“贴身男仆”的角色。有一次，当卡兰尼克飞往洛杉矶时，皮谢瓦尔派了一辆车去机场接他，车后座上则放着为卡兰尼克准备的新西装。
时代精神中不仅有对创始人的奉承。卡兰尼克优先考虑廉价资本的决定也是时代的标志之一，因为它显示出网络型商业模式存在的缺陷。在互联网行业中，令人兴奋的是赢家大赚特赚，而不利的一面则是失败者可能一无所有。此外，互联网行业中的赢家不一定是制造出最好产品的公司，相反，它可能是首先实现规模化，使网络效应发挥出来的公司。为了在竞争对手挑战它之前扩大规模，优步将不得不大手大脚地补贴叫车服务。它必须进行“闪电式扩张”，这是个后来席卷硅谷的术语。早在2005年，保罗·格雷厄姆就曾抱怨风险投资行业将太多的钱塞给初创企业，就像农民给鹅塞食料来做鹅肝一样。但在互联网业务中，资本确实可以等同于权力，如Paypal与X.com的对决，美团与大众点评的对决。科技公司竞争的代价极为高昂，因为胜者的奖励是如此地丰厚。
果然，在优步进行B轮融资的一年后，出现了两个挑战者。到2012年底，阿克塞尔支持的一家名为招车（Hailo）的公司在波士顿和芝加哥推出了一款叫车应用程序，试图在比昂贵的黑车市场大得多的叫车市场抢占先机，这对优步产生了威胁。优步下定决心不让招车领先，也推出了自己的出租车叫车服务。接下来，一家名为杰姆莱德（Zimride）的初创企业开始尝试一项名为“来福车”（Lyft）的低价服务，允许非专业司机接载乘客。起初，卡兰尼克预计监管机构会禁止来福车，他坚信，没有商业保险的、未经认证的业余司机肯定达不到公共安全标准。除了避开监管机构的常规做法，优步游说加利福尼亚州公共事业委员会关闭其竞争对手的服务，并指出自己的专业黑车司机已获得执照，但是，加利福尼亚州监管机构为来福车开了绿灯。这时，卡兰尼克没有再等待，用自己的业余司机服务优步X（UberX）进行反击。
不可避免地，街道上的竞争变成了金钱的竞争。2013年上半年，招车筹集了3 100万美元的B轮融资，并准备在纽约推广服务。来福车筹集了由彼得·蒂尔的创始人基金领投的1 500万美元，然后在又一轮融资中获得了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领投的6 000万美元，现在，安德森-霍洛维茨公司后悔错过优步了。但从基准资本的角度来看，好消息是优步仍然遥遥领先，如果这是一场赢者通吃的比赛，那就来吧，因为优步很可能是赢家。2013年8月，卡兰尼克通过筹集2.58亿美元的C轮融资来宣示自己的领跑者地位，该轮融资由谷歌著名的风险投资部门领投。似乎是为了强调自己的领跑者地位，卡兰尼克还安排了私募股权巨头、全球领先的另类资产管理公司得克萨斯州太平洋集团（Texas Pacific Group，下简称“TPG”）参与这笔交易。投资协议中的一项条款让TPG可以选择在未来6个月的某个时间点额外投资8 800万美元，这是对竞争对手的警告，它表明优步可以在资金上超越任何人。
到了此时，格利已经看出，优步远远不止“网约车市场的Opentable”那么简单了。价格低廉的优步X服务表明，该公司可以占领一个更大的市场，将用户从地铁和公共汽车上“抢走”，甚至影响到人们是否购买私家车的决定。此外，在皮谢瓦尔投资后，格利曾对优步潜在的公司治理问题感到担忧，而现在这种忧虑得到了缓解。谷歌的风险投资部门是受人尊敬的参与者，而且格利非常重视即将加入优步董事会的TPG创始合伙人大卫·邦德曼（David Bondeman）。格利和他的合伙人对优步感到非常乐观，因此他们在优步后续的C轮融资中又投资了1 500万美元。鉴于基准资本仅有4.5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项重大且慎重的投资：哪怕从优步当前的35亿美元估值开始计算，公司也有机会产生基准资本所一直追求的10倍以上的回报。
在接下来的18个月里，格利一直保持着乐观。由于招车没能使网络的“飞轮效应”运转起来，其挑战最终化为泡影，另一个名为“边车”（Sidecar）的挑战者一无所获。只有来福车奋起反抗，而优步则稳稳占据主导地位。2014年春天，来福车筹集了2.5亿美元的C轮融资。几星期后，卡兰尼克以D轮融资反击，融到了12亿美元的巨额资金。来福车和优步都将资金用于补贴乘客，但格利对此并不担心。随着来自各类投资人的资金涌入硅谷，基准资本在其投资的其他公司里也面临着类似的筹资竞赛。“资金消耗的速度太夸张了，”格利回忆道，“消耗资金的似乎不是一项叫车服务，而是一项移动整个地球的服务。”
无论优步资金消耗的速度如何，它都在创造惊人的股东价值。2014年6月，优步在D轮融资中的估值达到170亿美元后不久，一位名叫阿斯瓦斯·达莫达兰（Aswath Damodaran）的纽约大学教授写了一篇评论文章，认为优步的真实价值远低于估值。他估计，全球出租车市场的规模为大约1 000亿美元，并得出结论认为优步的公允价值可能为59亿美元，这还不到D轮融资估值的一半。格利在他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进行回击，认为出租车市场将因优步的低价而扩大，他引用卡兰尼克的话说：“这与存量市场无关，而与我们正在创造的增量市场有关。”但无论你对这些论点有何看法，令人震惊的事实是，即使是优步的主要批评者也认为该公司的价值高达59亿美元，这比不到一年前其在C轮融资时的估值足足多出24亿美元。
然而，在其价值飙升之际，优步也在显现出WeWork式令人担忧的转变，卡兰尼克正以牺牲投资人的利益为代价，缓慢而稳定地巩固着自己的权力。除了拒绝皮谢瓦尔担任有投票权的董事职位外，他还在B轮融资中，从一个惹怒过他的天使投资人手中夺取了董事会投票权。在2013年的C轮融资中，卡兰尼克又为他自己、他的联合创始人和他的早期投资人设置了超级投票权，其结果是，在C轮和D轮融资中提供了大量资金的投资人并没有相应的话语权。原则上，基准资本不喜欢这一点，就像它不喜欢一年后WeWork设置超级投票权一样。但基准资本本身凭借其A轮投资拥有了超级投票权，而且由于优步有望成为该风险投资合伙企业历史上最大的投资胜利，所以格利不会和后期进入的投资人一起制造麻烦。此外，格利与卡兰尼克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他的建议也似乎能发挥作用。格利有一张门禁卡，可以让他进入位于圣弗朗西斯科市场街的优步总部，他觉得无论正式投票权如何变化，他都能影响公司。
然而，到了2014年底，格利开始感觉到他的影响力正在减弱。随着数亿美元资金涌入优步，卡兰尼克成了名人，基准资本作为享有盛誉的A轮投资人，其重要性不可避免地被淡化了。更糟糕的是，卡兰尼克似乎不再对格利的建议感兴趣，尤其是当这些建议与卡兰尼克的想法冲突时。卡兰尼克希望维持优步在创业之初的好斗的文化，格利则强调纪律性。格利希望卡兰尼克聘请一位有经验的首席财务官，为现在的大型业务建立适当的控制和监督机制，他也敦促卡兰尼克寻找一位强大的法律顾问，特别是在优步的领导人展现出了与大型公司标准不符的行为方式之后。2014年10月，一位名叫莎拉·莱西（Sarah Lacy）的硅谷评论员指责卡兰尼克宣扬贬低女性的“兄弟”文化，因为卡兰尼克开玩笑说他的公司令他桃花运大增，应该被称为“妞步”。在莱西威力巨大的抨击发表之后不久，卡兰尼克的副手给他挖了一个更深的坑，副手建议他挖掘莱西个人生活的污点来恐吓她。格利喜欢卡兰尼克的创业进取心，但有些界限是不能跨越的，而优步没有适当的制度来告诉创始人“进取”和“越界”的区别。每次格利向卡兰尼克提出这一点，这位创始人都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卡兰尼克给这位高大的风险投资人取了一个绰号：“小鸡”(63)。
格利开始感到陷入了困境，就像邓利维发现自己被WeWork困住了一样。他构思了一项聪明的投资，耐心地等待它开花结果，并为他的公司赚取超过10亿美元的利润，但所有这些利润都只停留在账面上。优步没有上市，所以格利不能出售他的股票；同时优步董事会授予了卡兰尼克超级投票权，所以格利不能强迫他听从建议。如果优步选择了一个强大的B轮投资人，格利可能会有一个志同道合的盟友，但卡兰尼克选择了一个“啦啦队长”式的人。C轮的主要投资人则帮不上什么忙，卡兰尼克让来自谷歌的董事会成员靠边站，因为谷歌正计划开发可能与优步有竞争关系的无人驾驶汽车。只有TPG的邦德曼成为格利的主要支持者，但两票不足以影响董事会，卡兰尼克不会受到有效的监督。
2015年初，格利开始表达他的不满。他在博客上发表了一篇精心设计的长篇文章，文中他阐述了独角兽公司推迟上市将会带来的问题。虽然格利没有提到优步的名字，但他的读者明白，文中的独角兽公司正是优步。
格利的文章指出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独角兽公司被高估了。与其他硅谷投资人不同，格利准备有话直说，他直言不讳地宣布，后期科技投资轮已成为“竞争最激烈、最拥挤和泡沫最大的阶段”。涌入硅谷的新资金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银行、共同基金公司、私募股权公司和对冲基金，各种各样的科技投资新手对向初创企业投入1 000万美元几乎没有兴趣，他们只想开出1亿美元的支票，这样才能给其资金规模达数十亿美元的投资组合带来显著的影响。因此，大量缺乏经验的资金通过后期融资涌入科技公司，推高了这些公司的估值。
第二个问题与金融工程有关。非硅谷投资人经常坚持保护条款，这进一步模糊了独角兽公司的整体估值。例如，投资人可能会要求“清算优先权”，即如果公司清算，他们将有权在其他股东得到任何东西之前获得特定的回报。显然，获得这种保证的投资人将为他们的股票支付额外费用，而这种溢价将推高公司的表观估值。而早期投资人由于没有获得清算优先权，他们的股票在逻辑上价值就较低。与此同时，后期资金以100亿美元的估值进行投资，其实并不意味着最初的风险投资公司对独角兽公司的估值也这么高。事实上，如果将拥有超级投票权的A轮投资人的每股股票价值计为1个单位，那么对C轮投资人来说，每股的价值要低于1单位，因为他们的发言权较小；而对已拥有清算优先权的E轮投资人来说，每股的价值要更高。由于这些复杂性的存在，独角兽公司的真实价值几乎无法确定。
第三个问题是前两个问题的后果。后期估值的不合理膨胀助长了科技创始人的狂妄自大，由于超级投票权的存在和迎合创始人的惯例，他们已经有失控的危险。其结果是，创始人们越来越为所欲为。他们很少披露其业务的真实状况，并且经常故意误导投资人，普遍采用特殊的会计技巧。(64)缺乏经验的投资人涌入硅谷，想要糊弄他们实在太容易了。独角兽公司在治理层面的平衡就这样被打破了。
在他发表这篇文章时，格利对优步的主要担忧来源于中国。卡兰尼克决心在亚马逊、谷歌和几乎所有其他美国科技巨头都失败的地方取得成功，他下定决心要打入中国市场。从2014年开始，他在与中国网约车行业主导者滴滴和快的（后合并为滴滴出行）的竞争中投入了成千上百万美元。这种大胆的赌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优步可以以高估值筹集数亿美元，并且卡兰尼克温顺的董事会不会阻止他。而格利所能做的只有表达愤怒，正如他反复向卡兰尼克强调的，向中国网约车市场投入资金与在来福车的竞争中投入资金有着根本的不同。在网络化的行业，如果你很有可能获胜，那么在竞争中投入大量资金是合理的，但如果你获胜的机会很小，那这一行为就太鲁莽了。
在邦德曼的支持下，格利敦促卡兰尼克考虑合并优步中国和滴滴，这是风险投资对毁灭性价格战的经典应对方案。2015年1月，卡兰尼克同意与滴滴的领导层展开会谈，提出放弃中国市场以换取滴滴的少量股权，但他想要的价格高得离谱，卡兰尼克要求获得滴滴整整40%的股权。滴滴对此嗤之以鼻，而且其不仅在中国，还在世界范围内对优步展开攻势。它向优步的竞争对手来福车注入了1亿美元，并宣布与优步在印度和东南亚等其他地区的对手建立技术共享联盟。“闪电战”已经席卷全球。
格利和邦德曼非常愤怒。他们认为，卡兰尼克的工作是巩固他在核心市场的霸主地位，而不是在竞争对手的地盘上烧钱。这位首席执行官在中国的拿破仑式冒险正是董事会传统上会阻止的那种过度扩张，但优步董事会的权力已经被“阉割”了。正如格利在他的文章中所预见的那样，优步的资金条件是如此充裕，即使卡兰尼克将资金投入一场他不可能获胜的战斗中，他所获得的收益也将不断上涨。2015年底，优步以625亿美元的非凡估值筹集了G轮融资，几乎是其在C轮融资中的18倍，当时基准资本追加了一倍对该公司的投资。
2016年4月，格利发表了对独角兽公司的第二篇评论，这篇文章轰动一时。这一次，他瞄准了一个特殊的威胁，他指出由于清算优先权的存在，后期投资独角兽公司的投资人们将受到破坏性的激励。(65)并且，由于他们的下行空间受到保护，他们没有理由不敦促独角兽不计后果地发展。例如，面对是否要在中国大肆挥霍的选择时，后期投资人可能会鼓励独角兽公司出手，因为清算优先权的存在，他们无论如何都能拿回本金，所以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豪赌一把。格利从他喜欢的得州扑克中借用了一个比喻来总结这种危险。他说，典型的后期投资人“会在牌桌上表现得像一个放松而激进的玩家”。
接下来的一个月，卡兰尼克变成了格利最可怕的噩梦。他派了一名副手去融资，对象是牌桌上最“放松”的玩家：拥有3 000亿美元资金的沙特阿拉伯主权财富基金公共投资基金（Public Investment Fund）。面对这种情况，格利所能做的只有痛苦地呻吟，因为沙特人的巨额资本加注只会稀释基准资本的股份，而这笔钱将消失在与滴滴的竞争中。与此同时，与滴滴作战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糟糕。到2016年5月，这家中国公司在本土市场上已经遥遥领先，与此同时，它又将一只脚伸进了硅谷，从苹果那里筹集了10亿美元。就优步而言，它在从纽约到孟买的所有地方都在为补贴战而挥霍无度。现在，它需要的不是资本，而是清醒。
即使格利已经从悲观的角度预测了优步的未来，也没想到接下来会发生的事情。沙特阿拉伯的公共投资基金提出向优步投资35亿美元。作为交易的一部分，沙特方面要求将董事会席位从8个扩大到11个，并授予卡兰尼克指定额外三名董事的权力。这个提案的发起者想必是卡兰尼克和他的团队，他们显然是想破坏格利对公司仅存的微弱影响力。
与WeWork的邓利维一样，格利现在面临着一个不可能的困境。除非否决这35亿美元的注资，否则他无法阻止卡兰尼克增加董事会席位。他怀疑这35亿美元是否会被明智地使用，当然，他有可能是错的，可能这笔巨大的新资金将使优步买下更多的市场份额，而在一场全球闪电战中，花费最多的人将赢得难以想象的财富。格利权衡着他对公司治理的信念和对网络效应的重视，陷入了犹豫：也许卡兰尼克称他为“小鸡”是对的？“我们都相信网络效应，但有没有人愿意损失20亿到30亿美元，仅仅是为了留在董事会桌前？”格利沉思道，“即使你邀请了沃伦·巴菲特、杰克·韦尔奇或任何其他人加入优步董事会，他们也不知道面对当下这种局面该怎么做。”
明白没有办法阻止卡兰尼克后，格利同意了沙特方面的投资，吞下了三个额外董事会席位的苦果。但当他回顾优步的传奇故事时，他承认对自己的决定感到后悔。“回想起来，如果能重新来过，这可能是我最希望改变的事，”他说，“我本可以反对这笔交易，告诉他们优步需要做出改变。”
那年夏天还是发生了一件好事。感到事情不妙后，卡兰尼克要求与中国的竞争者停战。2016年8月，在沙特注入资金两个月后，他将中国市场让给了滴滴，并接受了竞争对手18%的股份作为回报。相对于卡兰尼克18个月前要求的40%的股份，这是一个适度的和解，同时优步在中国蒙受了约20亿美元的损失。尽管如此，滴滴18%的股份价值接近60亿美元。能谈下来这个体面的退出安排，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优步的“沙特金钱大炮”的潜在威胁。
尽管松了一口气，但格利仍然感到自己被困在一家他无法出售股票且创始人很少听从他的建议的公司中。他所能做的就是尽快促使卡兰尼克成熟起来，尤其是摆脱不成熟的创业文化。格利劝说卡兰尼克，在某些业务上四平八稳地去操作才是最好的。“拥有更具创新性的财务计划和法律计划，以及重塑董事会构成并不能带来胜利。在这些领域，经验承载了很多。”格利曾对卡兰尼克这样说道。当卡兰尼克拒绝倾听时，格利接受了在MBA课程上演讲的邀请，并利用这些机会引导学员们讨论他的困境。如果这些目光敏锐的商科学生被置于一个不受控制的独角兽公司的董事会中，他们会怎么做？格利发现他们谁也说不出来。“我们能想到的唯一答案是，只有公开市场可以更好地使公司承担其应有的责任。”他感叹道。
2017年2月，卡兰尼克的荒诞行为暴露无遗，他也因此付出了代价。一名名叫苏珊·福勒（Susan Fowler）的前雇员详细描述了优步一再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她的控诉在网上疯传。卡兰尼克试图道歉并对公司内部进行重组，还聘请了两家著名的律师事务所进行调查。但在2月结束之前，两个新的危机爆发了。优步挖走了谷歌一名关键科学家，谷歌对此深感愤怒，并起诉优步窃取其无人驾驶汽车技术。之后，一段卡兰尼克的视频开始流传，有力地证实了许多人的怀疑：优步的首席执行官是个混蛋，而且优步是个混蛋公司。
这段视频由优步汽车仪表盘上的摄像头记录下来，显示卡兰尼克坐在后座，随着音乐难看地扭动着身体，他身旁坐着两名女性。认出卡兰尼克后，司机开始抱怨优步为了增加乘客量而降低了叫车费。“因为你，我损失了97 000美元，”司机说，“因为你，我破产了。”“一派胡言！”卡兰尼克反驳道，“听着，有些人不喜欢为自己的烂事儿负责，他们把生活中的一切不顺都归咎于别人。”
除了性骚扰指控之外，关于卡兰尼克的这个视频也让优步的名声一落千丈。谷歌、爱彼迎、Facebook甚至来福车都开始招徕优步士气低落的员工。到了2017年3月，坏消息仍在继续。《纽约时报》报道了一种名为“灰球”（Greyball）的极具侵略性的反监管策略。在网约车服务没得到法律授权的城市，优步工程师们秘密构建了优步应用程序的影子版本，并将其推送给执法人员。然后，当执法人员试图叫一辆优步汽车并进行扣留时，不会有汽车响应他们。与此同时，硅谷的科技媒体《信息网》（The Information）报道了卡兰尼克前往韩国旅行的故事。卡兰尼克和几位优步韩国公司的经理去了一家提供色情服务的酒吧，虽然卡兰尼克没有做出格的事，但他的一些同事却这么做了。在这些令人反感的披露中，格利了解到优步汽车租赁部门的巨额财务损失。正如他反复说过的那样，优步缺乏财务控制是一场灾难。
尽管格利已经预料了这些情况，但他丝毫没有感到宽慰。“在风险投资中，做到‘正确而无用’毫无价值。”他后来说。相反，巨大的压力开始对他产生影响，这位充满活力的人渐渐变得体重超标，心情低落，甚至无法正常入睡。当他在凌晨醒来时，感到对“风险投资史上最大的一笔未能实现的财富”抱有责任。他们持有优步13%的股份，现在价值85亿美元，但账面上的收益与实际能获得的收益之间的巨大差距，几乎要把他生吞活剥。如果优步走上了泽尼菲特或血液诊疗的老路，他该怎么办？基准资本的许多有限合伙人已经假定优步的收益实现了，比如捐赠基金的投资人员已经拿了奖金，买了汽车和房子，并且已将部分收益捐给了大学和基金会。如果格利在优步的胜利变成失败，后果将波及大学中依赖基准资本收益建造的演讲厅和实验室。那时，人们会怎么评价格利呢？他纵容了卡兰尼克的扩张，也未能有效应对公司治理的恶化，在他手上，一项完美的投资演变成了一场灾难。
优步还要再承受一次冲击，格利才能等到他的逃生舱。2017年6月，这两家律师事务所结束了对优步不良文化的调查。调查结果比委员会想象的还要糟糕：调查报告厚达数百页，详细描述了包括性骚扰和其他暴力冲突在内的各种事件。律师事务所建议解雇卡兰尼克的一名关键副手，提议在董事会中增加一名独立董事，并建议卡兰尼克暂时休假。
格利和他的盟友邦德曼感到他们的机会来了。到那时为止，卡兰尼克都太强势了，没有谁能阻止他，但现在，律师事务所的报告改变了权力格局。卡兰尼克可能被要求休假，如果幸运的话，他永远不会再回来了。
“坦率地说，特拉维斯，我无法想象没有你的公司，但是我也无法想象有你存在其中的公司。”邦德曼告诉卡兰尼克。卡兰尼克认为退一步才能更好地前进，因此同意了律师事务所的休假建议。他表示，是他自愿选择此时离开的，因为他的母亲最近在一次划船事故中去世，他需要离开休息一段时间。与此同时，他在给员工的信中写到，他仍然可以参与“战略上的重要决策”。“不久之后见。”他愉快地对他们说。
格利明白了他的意思。卡兰尼克很快就会回到优步，除非格利采取措施阻止他。当律师事务所的建议在全体员工会议上公布时，格利站起来向听众发表了讲话。“这家公司无疑是硅谷历史上最成功的创业公司。”他热情地说。但随后，他将话题转向了面前的困难，他声称这些困难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能得到解决，那就是问题严重到已经成为优步黑暗面的代名词的负责人必须离开。格利说：“我们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最重要的公司之一，我们的自身行为和企业行为都必须与这种期望相称，否则将遇到更多问题，我们的声誉也将受损。”他继续说道，“你可以读到一些公众对我们的评价，并对负面评价感到不平，但只是感到不平并没有任何作用。”
卡兰尼克用他那愉快的“不久之后见”，表明他不打算辞去掌舵人的职务。而格利就优步的声誉危机发表演讲，表明他正在准备摊牌。
卡兰尼克被驱逐，优步得到挽救
格利对卡兰尼克的进攻涉及三个策略，每一个都非常出色。总的来说，这个过程的戏剧性令人震惊。几十年前，赶走思科的公司创始人就引起了很大争议，而现在，格利将试图直接推翻硅谷的狂热习俗——对创始人的个人崇拜。
格利首先开始召集盟友。优步的两位天使投资人开始认为，卡兰尼克威胁到了他们股权的价值，他们愿意与格利一起阻止他从“流放”中归来。门罗风险投资公司也加入了格利的团队，那个时候，谢尔文·皮谢瓦尔已经换了职位，他的位置已经被一个不那么谄媚的投资人取代了。接下来，格利为他的团队招募了专家，他与一位专门研究公司治理和商业诈骗的教授进行了头脑风暴，还聘请了律师，并让一家危机公关公司做好准备。
很快，格利就有了一个计划。他的股东联盟仍然没有足够的选票迫使卡兰尼克永久辞职，但它会向卡兰尼克提出这一要求，如果卡兰尼克拒绝悄悄地离开，联盟就会威胁将最后通牒泄露给媒体。大多数风险投资机构都竭力将丑陋的人事斗争排除在公众视线之外，但基准资本威胁说要直播这场较量，他们盘算着这种向媒体泄露的威胁将使更多优步的投资人反对卡兰尼克。
尽管违反了硅谷的行事规范，格利还是召集了他的盟友，并对他们说：“我认为我们站在了正确的一边。”
2017年6月20日，格利发起了攻击。他的两个合伙人飞到了芝加哥，而卡兰尼克正在那里准备面试一名候选人，作为自己重返优步后的副手。与此同时，格利在基准资本的会议室做好了准备，并通过电话会议召集了他的盟友。这一次，他没有以“历史的审判”开场，而是援引了一部好莱坞电影。
根据《纽约时报》作家迈克·艾萨克（Mike Isaac）的精彩描述，当时格利向他的盟友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大家看过电影《异星觉醒》（Life）吗？就是以太空为背景，主人公是瑞安·雷诺兹（Ryan Reynolds）的那部。人们抓获了一个带有黑色黏液的外星人，但外星人逃走了，以某种方式离开了盒子，并最终杀死了宇宙飞船上的每个人。随后它将前往地球，目的是杀死那里的所有人。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它逃出来了。”电话里头传来了阵阵笑声。“特拉维斯正像那个外星人一样，”格利接着说道，“如果我们让他逃出了盒子，他将摧毁整个世界。”
与此同时，在芝加哥，格利的合伙人马特·科尔勒（Matt Cohler）和彼得·芬顿（Peter Fenton）走进丽思卡尔顿酒店的金色电梯，卡兰尼克就住在酒店的顶层。科尔勒和芬顿一刻也没有耽误，他们告诉卡兰尼克，他们想让他辞职，然后递给他一封来自格利团队的信。
信中提到了那一年来发生的种种灾难：性骚扰调查、与谷歌的诉讼、灰球骗局等。“公众的看法是，优步从根本上缺乏道德感，没有正确的价值观。”信中说道，公司必须“从根本上做出改变”，为此，它需要更换首席执行官。看完信后，卡兰尼克开始在房间里踱步。“如果这就是你们想做的，那么接下来我就要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了。”他对来访者吼道。
科尔勒和芬顿通知卡兰尼克在下午6点之前做出决定，否则他们将公开这次冲突，这个故事甚至可能登上《纽约时报》的头版，这样一来，其他投资人将加入基准资本的阵营。他们告诉卡兰尼克，他可以选择有尊严地离开，或没有尊严地离开。卡兰尼克要求一个人静一静。芬顿和科尔勒离开了房间，并向格利汇报了情况。在基准资本的总部，格利给他的盟友们发了短信：“卡兰尼克在拖延时间。”
卡兰尼克开始联系董事会成员和投资人，希望能打破格利与其他投资人的联盟。格利信中签了字的人代表了优步约40%的投票权，如果卡兰尼克可以让其中一两个反转立场，并防止其他人落入对面的阵营，他就可以保住职位。“我真不敢相信事情会闹到这个地步，”卡兰尼克绝望地向其中一位投资人恳求道，“我能改变！请给我个改变的机会！”这些请求被置若罔闻。优步的治理水平如此之低，至少有一部分董事会成员对他们放任自流的消极态度感到失望。那天晚上，卡兰尼克放弃了，并签署了辞职信。格利的三个策略中的第一个已经完美地得到了执行。
这出戏还没演完，因为卡兰尼克并没有完全消失。他仍然是董事会成员和大股东，拥有16%的投票权。就像史蒂夫·乔布斯被苹果公司开除后又重返公司一样，卡兰尼克也可以做同样的打算。事实上，在给自己放了一个短暂的假期后，卡兰尼克开始联系优步的高管们，就好像他从未离开过一样。但优步的14名高管组成的领导委员会威胁说，如果允许卡兰尼克回来，他们将集体辞职。因此，格利不得不阻止卡兰尼克的回归。
2017年7月，基准资本开始准备第二个策略。几个月前，孙正义曾支持过基准资本所投资的另一家陷入困境的独角兽公司WeWork。现在，基准资本的合伙人们认为，孙正义可能会为优步提供帮助。可以肯定的是，孙正义是一门“很放松的大炮”，但他在WeWork通过购买部分股权帮助了基准资本脱身，或许孙正义对优步的投资可以转化为重新调整公司治理结构的机会。通常，孙正义和其他后期投资人以对创始人友好的条款而闻名，但在优步的案例中，创始人已经被踢出局，孙正义可能反而对他的继任者友好。马特·科尔勒和彼得·芬顿飞往爱达荷州的太阳谷，去试探孙正义的想法。所幸的是，结果让他们感到乐观。
之后的那个月，基准资本公布了其第三个策略，这也是最激进的一次“赌博”。基准资本将对创始人的尊敬完全抛到一边，他们起诉了卡兰尼克，目的是打破他对优步董事会结构的控制。诉讼中，基准资本称如果其知道优步会做出诸如从谷歌窃取商业机密等行为，就不会同意卡兰尼克拥有任命三名董事的权力，因此，卡兰尼克是通过欺骗手段获得这三个董事会席位的。该诉讼旨在取消这三个董事会席位，并禁止卡兰尼克担任董事。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基准资本同步推进着与孙正义的合作和诉讼官司。孙正义似乎愿意以400亿美元至450亿美元的估值购买现有股东的股权，这比上次的估值低约1/3，但仍然是让人满意的退出价格。与尤里·米尔纳的举动类似，孙正义还提出按照优步680亿美元的估值投资少量资金，来一定程度上挽回公司的面子。与此同时，尽管受到了优步高层管理人员和董事会的谴责，基准资本仍坚持推进诉讼。从基准资本的角度来看，这套组合拳是一把锤子，它吓坏了卡兰尼克。
9月下旬，接任卡兰尼克担任首席执行官的达拉·科斯罗萨希（Dara Khosrowshahi）认可了接受孙正义投资的想法。正如基准资本所设想的那样，这与其说是为了筹集新资金，不如说是为了调整公司治理结构。作为交易的一部分，超级投票权将被取消，卡兰尼克的投票份额从16%降至10%。科斯罗萨希将有权任命新的董事，从而进一步抵消卡兰尼克的影响力。实际上，科斯罗萨希和基准资本正在利用孙正义来扭转卡兰尼克在接受沙特投资时对基准资本所做的事情。
卡兰尼克竭力反抗。取消超级投票权涉及未实践过的法律机制，因此卡兰尼克试图与之抗争，但基准资本双管齐下的策略让他走投无路。孙正义的流动性“胡萝卜”让更多股东站在了格利一边，而诉讼的“大棒”则给了卡兰尼克与对手和解的动力。最终，在基准资本放弃诉讼的条件下，卡兰尼克同意了孙正义的投资和公司治理结构的变革。2018年1月，孙正义的投资正式完成，卡兰尼克失去了他在董事会的控制权，基准资本则放弃了诉讼。
对于比尔·格利和基准资本来说，这是一次痛苦的经历。他们驱逐了卡兰尼克并挽救了公司，但是撕碎了正常的风险投资行为规则。芝加哥的最后通牒、利用孙正义作为攻城槌，以及提出诉讼，所有这些策略都是即兴设计出来的，因为在独角兽时代之前，这些策略都没有用武之地。
科技界渴望迎来转机
回顾WeWork和优步的过度扩张，人们也许很容易将风险投资描绘成罪魁祸首。正如《纽约客》文章的标题所言：“风险投资是如何改变了资本主义的。”但是，就像血液诊疗丑闻之后的强烈批评浪潮一样，这些批评过于笼统，它们混淆了不同类型的科技投资人。WeWork的资金绝大多数来自非传统风险投资人，包括银行、共同基金，然后是作为阿拉伯海湾资金通道的孙正义。在WeWork的故事中，在孙正义开出他的天价支票之前，WeWork一共筹集了17亿美元，而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基准资本的布鲁斯·邓利维仅提供了其中大约1%的资金，所以将他列为一个重要的推动者有点牵强。此外，就邓利维发挥的具体影响而言，他曾用反对赋予诺伊曼超级投票权的行为，向其他投资人警告过绝对权力会导致腐败。同样，在优步的案例中，在2016年沙特投入巨额资金之前，基准资本仅提供了筹集资金总额的0.33%左右，而格利与卡兰尼克渐行渐远，正是因为他试图遏制卡兰尼克的一些过度行为。在格利之后，确实有一位“啦啦队长”式谄媚的风险投资人进行了投资，但优步最重要的支持者来自硅谷之外。
真相是，无论是在WeWork或优步的案例中，还是在很多其他独角兽公司的案例中，标准的风险投资人并不是发挥主要作用的“恶棍”。2014年至2016年间，美国超过75%的后期风险投资来自非传统投资人，例如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但这并没有改变风险投资行业正面临严峻挑战的事实，这个挑战是，独角兽公司的治理结构会被打破。格利在2015年那篇沉重的文章中，指出了最明确的解决办法：独角兽公司应该上市。公开上市将清除那些鼓励独角兽公司冒进的、性质上很扭曲的清算优先权，并将迫使傲慢的创始人听取审计师、银行家、监管机构和律师的意见，以弥补他们拒绝听取风险投资人意见的缺陷。
2019年，优步和WeWork的IPO准备工作证实了格利文章中的论点，两家公司的问题得到了有效的清理。在优步，达拉·科斯罗萨希接受了格利敦促的控制措施：首席财务官的职位空缺被填补，一位新的首席学习官表示优步将认真对待道德规范。由于这次清理，优步的IPO进展相对顺利，该公司在2019年5月上市首日收盘时，估值为690亿美元。这一估值低于其私有化期间最高的760亿美元估值，但仍然是一个天文数字，基准资本也因此庆祝其在优步项目上投资回报率达到了270倍。
相比之下，在WeWork，自大的亚当·诺伊曼不屑于科斯罗萨希式的改革，因此在IPO过程中他受到了适当的惩罚。WeWork被要求在路演前夕发布其财务报告，它制作了一份文件，显示出其与邪教的惊人相似之处。“亚当是一位独特的领导者，他已经证明自己是一位富有远见者、运营者和创新者，同时他作为社区和文化的创造者不断向前迈进。”这份文件就是这样念咒般地赞美诺伊曼的。作为私人资本市场上的著名创业者，诺伊曼拥有一群渴望参与下一轮融资的后期投资“马屁精”投资人。但现在，他渴望将股权出售给公众投资人，这使他面临着更加严格的潜在投资人群体。金融记者嘲笑WeWork披露的文件，股票分析师不断在他的数据中挑漏洞，哈佛商学院教授诺里·格拉尔多·利茨（Nori Gerardo Lietz）谴责WeWork的“拜占庭式老旧的公司结构、持续的亏损、过多的利益冲突、完全没有任何实质效用的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它怪异的‘新时代’用语”。由于公开市场投资人拒绝购买WeWork的股票，董事会取消了IPO，并最终解雇了诺伊曼，虽然这已经太迟了。
格利的观点是对的。IPO过程实现了糟糕的私人公司治理结构未能做到的事情，即给两家独角兽公司淋上一盆冷水。但问题在于，人们从这些案例中是否能吸取教训，以及科技界是否会迎来转机。在WeWork的丑闻发生后，独角兽公司治理结构的最大腐蚀者孙正义承认了他的错误，他说：“我的投资判断力很差。”为了“赎罪”，孙正义承诺推动公司创造利润，而不是“更疯狂、更快、更大”地扩张。他保证，创始人将不再被允许获得邪恶的超级投票权，也不再被允许控制董事会的大多数投票权，并且软银本身将放弃不担任董事的被动做法。与此同时，长期推迟公开上市的独角兽公司从阴影中浮现，这可能使格利的批评获得更广泛的接受。2020年，风险投资支持的创业公司通过IPO筹集了380亿美元，是迄今为止最大的数额。
但这些只是改变到来的一些前兆，血液诊疗和泽尼菲特式的风险仍然困扰着风险投资行业。孙正义是否会坚持他的新标准尚无定论，其他在公司成长阶段投资的专业机构，包括尤里·米尔纳的DST，仍然拒绝占据董事会席位。IPO热潮是个令人鼓舞的迹象，但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简称“SPAC”）(66)的出现降低了IPO热潮的积极意义。与此同时，金融环境助长了不负责任的行为：只要美联储保持低利率，大量廉价资本就会导致资本被随意使用。太多的钱被用来追逐太少的投资目标，而资金提供者几乎不得不放弃监督权，来获取对热门公司的投资资格。风险投资已将自己确立为创新型初创企业的最佳融资形式，但它无法阻止鲁莽的后期投资人在独角兽牌局中肆意妄为。
风险投资箴言
· 具有网络效应的公司扭转了一个基本的微观经济规律：他们面临的不是边际收益递减，而是边际收益递增。
· 只有公开市场可以更好地使公司承担其应有的责任。
The Power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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